邓禹（公元2—58年），字仲华，汉族，南阳新野（今河南省新野）人，东汉开国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之首。

　　王莽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各地豪强纷纷拥兵自立。公元23年，刘玄称帝，年号更始，乡里豪杰多推邓禹起事，邓禹不肯从。更始帝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不久命刘秀往定河北镇抚州郡。邓禹闻讯，即杖策北渡，追至邺（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地，始与刘秀相见。刘秀大喜，遂留邓禹同宿，做彻夜长谈。邓禹进言说：“更始虽都关西（泛指函谷关或潼关以西地区），今山东（秦汉时代通称崤山或华山以东为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三辅假号，往往髃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离析，形埶可见。明公虽建藩辅之功，犹恐无所成立。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后汉书·邓禹列传》）。刘秀大悦，对邓禹深为敬重，令左右呼邓禹为邓将军，每遇大事，必与商讨。

　　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正月，邓禹率军越太行山，出箕关进取河东（山西省南部地区）。河东都尉闭关拒守，经战十日，大破守军，夺获大批军资粮秣。继而又率军围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但数月未能攻下。更始大将军樊参率数万人，渡大阳欲攻邓禹，邓禹派诸将在解南迎战，大破敌军，斩樊参。于是王匡﹑成丹﹑刘均等合军十余万，共击邓禹。初战，邓禹失利，樊崇战死。天黑后双方停战，军师韩歆和诸将见气势已挫，都主张乘夜退走，邓禹不从，认为王匡之军虽多，但势不强。第二天利用王匡停止进攻之机，重新组织队伍，调整部署。第三天清晨，王匡尽出其军攻打邓禹，邓禹令军中不得妄动，严阵以待，坚守不出。待王匡军至营前，猝然击鼓，全师猛扑，大破王匡军。王匡军至等皆弃军而逃，邓禹率轻骑急追，俘刘均及河东太守杨宝﹑持节中郎将弭强，将其斩杀，收得节六，印绶五百，兵器不可胜数，遂定河东。

　　河东既定，邓禹又率得胜之师于汾阴（今山西省宝鼎）渡河，入夏阳（今陕西省韩城东南）。更始中郎将左辅都尉公乘歙，引其众十万，与左冯翊兵共同抗拒禹，邓禹败其军。这时赤眉军已进入长安，赤眉军军纪不好，百姓不知所归。闻邓禹军纪律严明，沿途秋毫无犯，故所向披靡，降者日以千计。“禹所止辄停车住节，以劳来之，父老童耭，垂发戴白，满其车下，莫不感悦，于是名震关西”。（《后汉书·邓禹列传》）光武帝甚为高兴。

　　邓禹早年虽与光武为布衣之交，但在中兴功臣中，他既非首事之臣，也不如后来吴汉、贾复等人功绩显赫，其所以居中兴功臣之首，盖以运筹帷幄之功居多。他曾协助光武，初定取河北以成帝业之谋。邓禹《图天下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所筹划的战略方针为刘秀理清了如何在乱世和身处弱势的情况下夺取天下的思路，为刘秀的最后胜利制定了长远计划和明确的努力方向。后来以知人荐贤名世，并在一系列决策性问题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如《后汉书》著者范晔所说：“明定帝略”、“勋成智隐”，诚为中肯之言。

　　另外至少有以下四个理由，使邓禹应该排在第一。

　　第一，在取河内以及之前的很多大的决策都出自邓禹，刘秀对邓禹非常赏识，当时邓禹确实是光武的首席参谋和军事，邓禹功不可没。

　　第二，邓禹给予光武为帝最大的支持。刘秀在河北时一度被王郎赶的如丧家之犬，他真正落脚是在信都，后来有渔阳和上谷两个地方支持刘秀，这是刘秀最早建立的根据地，二十八宿中，从这个根据地出来的占了将近一半，主要将领吴汉、耿弇、寇恂、耿纯、王梁、景丹、盖延、任光、李忠、万修、邳彤、刘植等都是在这个根据地跟随刘秀的，虽然有了根据地，但这些将领们原来都有各自的部下和地盘，刘秀却没有一支真正自己的嫡系部队，于是派邓禹去召集兵马，得几千人，才算有了真正的第一支嫡系部队。邓禹对于光武帝来说，就像长孙无忌对于唐太宗，李善长对于明太祖。

　　第三，二十八宿的排名其实不是刘秀排的，而是他儿子刘庄当皇帝后排的，全国完成统一后邓禹成为光武朝仅有的几个继续受任用的功臣。当时二十八宿中很多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向冯异这样有希望座第一交椅的已经死了多年了，而邓禹恢复了大司徒职务，还曾任太傅，也就是太子刘庄的老师，自然提高了排名。

　　第四，建国后很多功臣都居功自傲，生活开始腐化堕落，相比起来，邓禹的人品要高尚很多，他淡泊名利，待人敦厚，孝敬父母。天下已定，常思远离名誉和权势。邓禹还教子有方，他有十三个儿子，他不引导他们高官厚禄、追名逐利，而是让他们各掌握一种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技艺。他修整家庭伦理，教养子孙，食封邑，不置产业。后来，他的子孙皆称名天下。邓禹曾说，吾将百万之众，未尝妄杀一人，其后世必有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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